该行政委托显然是一种行政机关对社会组织的委托。
具体而言，隐私、信息、与数据分别处于事实层、描述/内容层和符号层，三者之上分别成立以消极防御为内容且保护相对严格的隐私权、兼具消极防御的保护与积极利用的信息人格权和数据所有权。若以此层次区分作为基础和分析工具，可以积极应对数字时代兴起的诸多疑难法律问题，推动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同时，实现计算法学理论的科学化。
比如在头腾大战的民事裁定书中，同时出现了个人信息个人数据敏感信息用户数据用户信息用户个人信息等数据用户个人信息等多个术语指称同一内容的混淆。据此便可以将隐私、信息、数据划归权利客体，而三者之上存在或者可能存在的隐私权、个人信息权与个人数据权则属于权利本身。以知情同意权能为例，同意行为究竟是行使个人信息权还是个人数据所有权，取决于所授予权限的具体内容。二、数字时代权利话语中隐私、信息与数据的混序 信息技术的迭代发展引发了经济社会的深刻变迁，影响了几乎所有活动领域和所有人的日常生活，隐私、信息与数据已成为理论界持续关注和反复讨论的重要议题。但必须特别强调，个人数据所有权虽名曰所有权，但并非存于有体物之上具有绝对支配、排他效力的传统所有权，在结构上与个人信息权具有同构性，也属于一种框架性权利。
2017年的《民法总则》则从正面确认了隐私权这一具体人格权类型，随后2020年的《民法典》人格权编又对隐私权细化为1+3模式。为此，学者不免花费大量笔墨和篇幅澄清主题与问题，由此所生观点可谓五花八门，难以达成共识。就工作关系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产生的其他国家机关一样，也需向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
政治控制型监督也可能需要援引宪法进行说理，宪法规范既可以作为商谈中的理由，也可成为增强政治权威的话语。概言之，要准确认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解答实践中有关职权配置的疑问，有必要对上述三重面相分别剖析和阐释。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在各领域深入推进。本文认为，1982年宪法第67条规定的重大事项决定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其常设机关身份获得的，具有明确的宪法依据与权力边界。
从内部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变迁，与其诸种身份间的张力息息相关。为此，不少学者尝试基于基本法律与法律的二分法来划定两机关的立法权限，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因此，立法性决定的作出，不应以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名义，而是必须遵循立法程序，以满足立法权行使的民主正当性要求。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完整行使的权限，如特定类型的重大事项决定权，二者之间形成的是强替代关系。具体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来源于民主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代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能通过密切联系全国人大代表增强其民意代表的属性。有学者认为，主权者模型误解了规范的性质，难以解释权威连续性的问题。
合宪性判断诉诸的是规范的义务性要求，而非规范的价值目的性，所诉诸规范的约束力是绝对的、确定的，而非相对的。因而，1954年宪法第31条第1项、第2项分别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对于立法权的配置而言，民主原则至为重要，不仅职权的配置要满足最低限度的人民主权原则的要求，职权本身也必须以民主的方式行使。国家立法权的行使本身受到政治逻辑与法律逻辑的双重支配，它既是借助商谈实现利益均衡的政治协商环节，也是在宪法规定的权限与程序内创制法律规范的环节。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虽然被称为人大的常务代表，但其具有专业化、专职化的倾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若涉及重大价值决定，应当遵循全国人大的判断。
例如，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能行使立法权，为厘清二者各自享有的立法权限，既有理论诉诸基本法律与法律的二分，但这一方案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奏效。1982年宪法将解释宪法的权力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正是在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监督依据的是对宪法规范内容的权威解释，本质上诉诸的是宪法的规范效力。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在1982年宪法中，第62条在规定全国人大的相关职权时，系将宪法修改权与宪法监督权分别规定在第1项和第2项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依宪法享有的决定权类型极其有限，但其在实践中却以立法性决定的形式调整了广泛的事项。陕甘宁边区曾确立了边区参议会与边区政府均为政权（权力）机关的双政权（权力）机关体制。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政治控制型监督最具刚性的形态莫过于人事任免，最柔性的监督形态或许是通过信息披露的手段与公共领域互动，通过形成交往权力影响被监督对象。2.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内部界限 所谓内部界限主要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与重大事项决定权之间的界限。
1954年宪法将国家立法权排他地授予全国人大，形成了所谓唯一立法机关体制。但是，全国人大作为非常设机关，不能如其他机关一样日常运作，由此引发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于权力的垄断性诉求与其在组织上的非常设性之间的张力。
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监督权视作全国人大宪法监督权的延伸。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行使，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功能的关键节点，应在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基础上，厘清不同类型职权的分化与配置，切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由于次级规则在相当程度上需要通过宪法实施发挥其功能，开展规范控制型宪法监督具有逻辑必然性。1982年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机关的身份，毋宁应被理解为在授予其国家立法权的同时，也对其民主正当性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这三重面相剥离开来，并基于不同面相讨论职权界限。从制度的形成过程来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是1954年宪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原初定位，其决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配置的起始逻辑，后两重身份的获得则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扩张及其引起的宪法变迁相关，它们看似是常设机关身份的自然延伸，但不宜以常设机关的身份统摄这二者。也有学者指出，主权者模型混淆了人格化的主权者理念与关于法律体系的理念。常备性决定权的特点在于，职权的发动时机难以预测，其虽涉及主权事项，但并非所谓决定例外状态的主权，也并非不受法律拘束。
作为人民利益与意志的最高代表，全国人大拥有能够代表共同体作出基本价值决定的立法权，也拥有人事任免权、监督权、决定权，以及兜底性职权，并且得以在法律未尽之处代表全民作出决断。这种对宪法的援引最多只在宪法阐释的意义上发挥作用，而非作为严格意义的规范解释发挥作用。
作为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除能基于民主集中制开展政治控制型监督，还可通过宪法解释进行规范控制型监督。此种张力，本质上是民主与效能之间的张力。
二、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 学界通常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是经常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一部分。将彰显基本价值决定的规范制定权，保留给具有更强的实质民主正当性、在构造与程序上更适合作出价值决定的全国人大，是民主原则的必然要求。
国家治理的有序推进，对国家法律的制定提出了数量与质量的双重要求，而这都要求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能够实现常态化、专业化运作。但是，根据第67条，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仅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还有权解释宪法，而这后一项内容并没有出现在第62条之中，这就为进一步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监督权提供了线索。这种职权的配置难以用功能关联性原理来解释，因而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的身份，则预设了一个具有高度专业性、职司规范适用的机关形象。
根据监督的依据及对象，广义的宪法监督可区分为四种形态：（1）基于政治意志对政治意志进行监督，如基于选民意志，监督、罢免国家工作人员。一般认为，宪法实施在性质上有政治性的宪法实施与法律性的宪法实施之别。
从相关宪法规范的历史沿革来看，1978年宪法将宪法解释权与法律解释权规定在同一条款中，而1982年宪法对宪法解释权与法律解释权分别加以规定。前者要求代议机关由选举产生，且民意代表数量多、涉及范围广，以体现广泛的代表性，这使得代议机关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全国人民的微缩版镜像。
这两项职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以来，始终享有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也需按照政治逻辑的要求运作，如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人事任免权、部分重大事项决定权，并且得以通过各种政治监督方式对其他国家机关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制约。